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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1日晚，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outher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简称“南航”，600029.SH，01055.HK）紧急公告，免去张和平公司总工程师的职务。公司对此给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说明，称“因工作变动”。 事实上，公告当日，即有南航内部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由于被牵连2009年年底浮出水面的中国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包机案，张和平已于之前两天被相关执法部门带走调查，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张和平的另外6名南航同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为南航各分公司的总经理或副总。 继2001-2005年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China Southern Air Holding Company，简称“南航集团”）委托理财巨亏案件被爆出后，南航再经劫难，对公司的影响会有多大，目前还很难预计。 祸起包机窝案 在南方航空的公告发布前，对于张和平等人被带走调查一事，曾有不同的几个版本。最初有说法称，被带走调查的人数在10人左右。最后，公司内部召开的小范围的通报会披露并确认，共有7人被带走，除张和平外，另有两人曾在南航湖南分公司任职，另外4人则分别来自南航贵州分公司及汕头分公司。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和平等人此番被“带走”，或与2009年11月底爆发的民航包机案有关。2009年11月23日民航局党组宣布调整民航华北局领导班子，免去黄登科的局长、党委书记职务，随后黄登科被双规。 与此同时，此案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汉章也被调查。尽管目前对上述两人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但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湛江商人庞汉章凭借其在民航体系内建立的深厚人脉，可轻易获得有关机场始发航线资源和航班时刻，再以帮助航空公司拿到相关机场特定航线的经营权为筹码，寻求与航空公司进行“包机”合作。 知情人士称，南航与黄登科、庞汉章二人在包机业务上素有瓜葛。记者获得的一份流传于民航体系内的举报帖显示，日美航空在2005年至2008年与南航所属12家公司共签署52份包销或合作经营协议。在合作中，日美航空主要负责与相关航线涉及的相关部门协调，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南航负责提供运力，并提供航班收入的3%-5%作为合作经营费。 至2008年，南航股份下属的9家分（子）公司与湛江日美公司的北京往返三亚、北京往返长沙、北京往返郑州等13条航线开展包销业务。2007年至2008年南航股份所属10家分（子）公司分别与其在北京往返武汉、北京往返深圳等24条航线（83个航班）上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 据该举报帖称，仅南航旗下的中国南方航空贵州航空有限公司（简称“南航贵州公司”），与日美航空在2007年的合作收入即达15536万元，2008年则达到49014万元，占南航贵州公司当年客运收入的一半。 6月14日，记者曾向南航董秘以及宣传负责人询问此事，但均未获证实，并称“一切以公司公告为准”。 行业里的“潜规则” 在这之前的5月21日，首都机场前董事长张志忠刚刚从家里被带走，并被刑事拘留。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之前调查，张志忠被刑拘亦与黄登科有关，与南航张和平此番接受调查的原因一样，也是倒在了包机业务的巨大黑洞里。 在民航内部，热门航线被称为“生命线”，直接决定了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益。对包机业务而言，最关键的是获得航线和航班时刻。而之前中国民航业的航班时刻分配，主要是靠行政配给，民航局统一负责全国民航航班时刻管理，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内机场的航班时刻管理。 业内人士称，如果包机公司看中了某条航线，需要先向相应的地区管理局报批，再由民航局审批，权利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大量寻租行为的产生。为了争夺有限的航线资源和航班时刻，各家包机公司也是各行其道，想着法子找权力部门进行公关。 前述举报帖称，审计署针对南航的审计材料中，有关于航班申请协调费的审计事项。其中2005年至2008年在“运输成本——其他直接运营费，航班协调费”和“销售费用——国内业务，交际费——航班申请协调费”科目列支相关费用超过4000万元，这还不包括非列支的项目。 而据记者了解，南航与日美航空合作的航线恰巧大多是北京航线。北京作为全国最繁忙的机场，是航空公司最渴求进入却又最难获得的航线之一。作为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曾握有北京包机航线的“生杀大权”。 黄登科、张志忠等人的相继落马，也显示出民航局业已认识到问题所在，并试图堵住这个产业链条中的“权利黑洞”。民航业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此番相关部门调查的范围，绝不仅限于已经浮出水面的人员，除了已经被双规甚至刑拘的部分高管，还有部分人员被停职等待调查，这场民航业的监察风暴或将愈演愈烈。 或影响公司战略转型 如果不被卷入这起民航业腐败窝案中，2010年本是南航战略转型落地的关键一年。 南航之前发布的2009年年报显示，其全年营业收入560.4亿元，净利润3.58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南航董事长司献民在预测2010年经营形势时表示，将积极推进战略转型，提升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来降低财务风险。 中国三大航中，南航的飞机数最多、国内航线最密。但目前在国内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东航完成了对上航的并购重组，在上海市场占据绝对份额。国航亦如愿以偿控股深航并合作推出“京深快线”，在北京和深圳都占据最大市场份额。南航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2010年以来，南航在北京、广州“双枢纽”战略的基础上，新增重庆、乌鲁木齐两个枢纽城市，并积极发展中转联程的长航线。其中，南航与重庆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出资12亿元，以6∶4的持股比例成立的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并以此为基地欲与国航在我国西部一决雌雄。而其发展新疆的乌鲁木齐枢纽，则主要面向西亚和中亚市场。 此外，南航还在积极弥补国际客运以及货运业务的短板，其中包括“澳洲中转”战略的推进以及加入天合货运联盟。目前在所有航空公司推出的澳洲中转产品中，南航的收益相对较高。 但这一切很可能随着张和平等人被带走而受影响。尽管有南航内部人士表示，在内部的通报会上，公司表示张和平等人被带走属个人行为，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但有2001-2005年，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爆出的委托理财巨亏案件后，公司经过很长时间才恢复元气的先例，让人难免对这次事件后南航的命运有颇多揣测。
事实上，公告当日，即有南航内部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由于被牵连2009年年底浮出水面的中国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包机案，张和平已于之前两天被相关执法部门带走调查，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张和平的另外6名南航同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为南航各分公司的总经理或副总。
继2001-2005年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China Southern Air Holding Company，简称“南航集团”）委托理财巨亏案件被爆出后，南航再经劫难，对公司的影响会有多大，目前还很难预计。
在南方航空的公告发布前，对于张和平等人被带走调查一事，曾有不同的几个版本。最初有说法称，被带走调查的人数在10人左右。最后，公司内部召开的小范围的通报会披露并确认，共有7人被带走，除张和平外，另有两人曾在南航湖南分公司任职，另外4人则分别来自南航贵州分公司及汕头分公司。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和平等人此番被“带走”，或与2009年11月底爆发的民航包机案有关。2009年11月23日民航局党组宣布调整民航华北局领导班子，免去黄登科的局长、党委书记职务，随后黄登科被双规。
与此同时，此案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汉章也被调查。尽管目前对上述两人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但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湛江商人庞汉章凭借其在民航体系内建立的深厚人脉，可轻易获得有关机场始发航线资源和航班时刻，再以帮助航空公司拿到相关机场特定航线的经营权为筹码，寻求与航空公司进行“包机”合作。
知情人士称，南航与黄登科、庞汉章二人在包机业务上素有瓜葛。记者获得的一份流传于民航体系内的举报帖显示，日美航空在2005年至2008年与南航所属12家公司共签署52份包销或合作经营协议。在合作中，日美航空主要负责与相关航线涉及的相关部门协调，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南航负责提供运力，并提供航班收入的3%-5%作为合作经营费。
至2008年，南航股份下属的9家分（子）公司与湛江日美公司的北京往返三亚、北京往返长沙、北京往返郑州等13条航线开展包销业务。2007年至2008年南航股份所属10家分（子）公司分别与其在北京往返武汉、北京往返深圳等24条航线（83个航班）上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
据该举报帖称，仅南航旗下的中国南方航空贵州航空有限公司（简称“南航贵州公司”），与日美航空在2007年的合作收入即达15536万元，2008年则达到49014万元，占南航贵州公司当年客运收入的一半。
6月14日，记者曾向南航董秘以及宣传负责人询问此事，但均未获证实，并称“一切以公司公告为准”。
行业里的“潜规则”
在这之前的5月21日，首都机场前董事长张志忠刚刚从家里被带走，并被刑事拘留。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之前调查，张志忠被刑拘亦与黄登科有关，与南航张和平此番接受调查的原因一样，也是倒在了包机业务的巨大黑洞里。
在民航内部，热门航线被称为“生命线”，直接决定了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益。对包机业务而言，最关键的是获得航线和航班时刻。而之前中国民航业的航班时刻分配，主要是靠行政配给，民航局统一负责全国民航航班时刻管理，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内机场的航班时刻管理。
业内人士称，如果包机公司看中了某条航线，需要先向相应的地区管理局报批，再由民航局审批，权利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大量寻租行为的产生。为了争夺有限的航线资源和航班时刻，各家包机公司也是各行其道，想着法子找权力部门进行公关。
前述举报帖称，审计署针对南航的审计材料中，有关于航班申请协调费的审计事项。其中2005年至2008年在“运输成本——其他直接运营费，航班协调费”和“销售费用——国内业务，交际费——航班申请协调费”科目列支相关费用超过4000万元，这还不包括非列支的项目。
而据记者了解，南航与日美航空合作的航线恰巧大多是北京航线。北京作为全国最繁忙的机场，是航空公司最渴求进入却又最难获得的航线之一。作为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曾握有北京包机航线的“生杀大权”。
黄登科、张志忠等人的相继落马，也显示出民航局业已认识到问题所在，并试图堵住这个产业链条中的“权利黑洞”。民航业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此番相关部门调查的范围，绝不仅限于已经浮出水面的人员，除了已经被双规甚至刑拘的部分高管，还有部分人员被停职等待调查，这场民航业的监察风暴或将愈演愈烈。
或影响公司战略转型
如果不被卷入这起民航业腐败窝案中，2010年本是南航战略转型落地的关键一年。
南航之前发布的2009年年报显示，其全年营业收入560.4亿元，净利润3.58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南航董事长司献民在预测2010年经营形势时表示，将积极推进战略转型，提升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来降低财务风险。
中国三大航中，南航的飞机数最多、国内航线最密。但目前在国内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东航完成了对上航的并购重组，在上海市场占据绝对份额。国航亦如愿以偿控股深航并合作推出“京深快线”，在北京和深圳都占据最大市场份额。南航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2010年以来，南航在北京、广州“双枢纽”战略的基础上，新增重庆、乌鲁木齐两个枢纽城市，并积极发展中转联程的长航线。其中，南航与重庆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出资12亿元，以6∶4的持股比例成立的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并以此为基地欲与国航在我国西部一决雌雄。而其发展新疆的乌鲁木齐枢纽，则主要面向西亚和中亚市场。
此外，南航还在积极弥补国际客运以及货运业务的短板，其中包括“澳洲中转”战略的推进以及加入天合货运联盟。目前在所有航空公司推出的澳洲中转产品中，南航的收益相对较高。
但这一切很可能随着张和平等人被带走而受影响。尽管有南航内部人士表示，在内部的通报会上，公司表示张和平等人被带走属个人行为，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但有2001-2005年，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爆出的委托理财巨亏案件后，公司经过很长时间才恢复元气的先例，让人难免对这次事件后南航的命运有颇多揣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