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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清晨6点钟。一辆别克商务车停靠在北京建国门地铁一号线的入口处。他从车厢中吃力的取出3个行李箱，与司机简单告别后便慢慢消失在下行的地铁站电梯中。
一个小时后，终于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三号航站楼，脸上泛起的微笑足以证明他内心的欢喜。然而，刚刚进入候机楼的他再次傻眼。“怎么这么多人！？”查看手表，不过是早上7点多而已。 原本上扬的嘴角立刻掉头向下，眉毛也不再高抬。“囧！”愤愤的一个字后，他挪动着钻入人群。更换登机牌的时间并不好过。正在办理手续的两个姑娘一直站在柜台前没有要离开的样子。已经7点半了，他按捺不住走到队伍最前面和她们嘀咕一阵。 两三分钟的时间，这个近30岁的男人便又回到队伍中。“她们第一次坐飞机。证件没有带全。”他无奈地摇着头。左顾右盼中，他的眼睛一亮。原来，邻排的进程要远远快于这里。他一个抽身，拎着行李插入旁边的队伍。当他站在工作人员面前的时候，又已经消耗20分钟左右。 行李被托运之后，他轻松许多的身体快步走向二楼。人群不减反增，二楼机场引导员的嗓子已经几近沙哑，却依然坚持：“任何安检口都可以排队安检。去往成都的乘客请前往48号安检口。” 24号安检窗口的门前聚集了一条近乎24米长的登记人群。他面无表情的随着前面的乘客向前挪动步幅，一次不足一脚远。“挪动一次就是靠近家乡一点。”他自我安慰地大声说。没有人顾及这句话，因为人太多，太吵。 终于，他的身影闪入磨砂玻璃的背后。一位女安检员微笑着让他举起双臂。他回头笑说：“飞的时候就是这样！”手持式监测仪从他身上迅速划过，不时发出滴答声响。或许是那条从法国买回的皮带扣，或许是那条来自美国的品牌牛仔裤的金属拉链，但是这些声响都比不上内心里再次泛出的微笑。 经过不断地排队等候，他终于坐上了候机厅的钢椅。四周的乘客都在热烈地交谈，谈话的开头往往是：“飞哪里啊？”显然，他们并不相互认识。 微笑此时已经扩大为明显笑容，他借机插话也加入了背后两位乘客的交谈：“现在春运高峰已经开始了。人太多了……”说着他抬头看表：8点40分。 谈话的内容围绕着春运、中国经济、全球变暖、股票市场，这些大众词汇绕来绕去。而背后的登机口已经解除了隔离带。 他急忙冲上前，第一个走进通道长廊。和空姐微笑过后，他迅速找到了那个早就定好的靠窗座位。“我要睡一会。”他将头一侧，靠在舷窗上面，依旧面带笑容。“回家了……”他长舒一口气，便再也不说话。 9点40分，飞机滑入起飞跑道。然后在不足一分钟的时间里，脱离开了北京的大地。 30分钟后，一位空姐开始广播：“亲爱的乘客，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即将降落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请您确认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打开遮阳板，请勿在机舱内来回走动。” “太快了！真的到了。4年没回来过年了。”他欢笑起来，伸伸懒腰。飞机按部就班地降落，他赶紧利索地踏出机舱，站在行李处的最前沿，麻利地提出行李。11点30分，他消失在C3出口。 他叫刘林达，一个金融机构的项目团队负责人，来京4年从未归乡。他与记者相识一年，并约定同时乘机回家过年。2月9日，他和记者共同经历了虎年即将到来前的繁忙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