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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还对“奥凯停飞”评头论足的李泽源，绝对想不到自己一手打造的民航公司将要改姓“国”了，但这位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Shenzhen Airlines Ltd.，简称“深航”）的幕后掌门人已经无暇顾及，因为11月30日他又一次被警方带走调查。 民航界动荡了整整一年，奥凯航空停飞之后，东星航空破产，“王均金”们卖光鹰联的股份，直到临近岁末的深航“迷途”，随着民资的惨败退出，又仿佛回到了5年前，那时的民航业，是清一色的国企。 从民航到钢铁、从煤炭到地产，“国进民退”的烙印牢牢地打在了垄断性行业上，2009年是继1997年和2004年之后又一个“崩溃之年”，昂首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又一次遭到清洗，这其中有上面提到的民营航空公司，有国内第二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日照钢铁公司，还有全国成千上万的民营钢企，以及从山西退出的温州煤老板。 这一切，还远未结束。接下来的2010年，央企整合、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相对弱势的中小民营企业或许会更多地成为“牺牲品”。 1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接二连三的国进民退现象予以了承认，但他却对总量进行了否认：国进民退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不符，如在2004年、2008年两个普查年度，国企比重在下降，民企却在上升。 民资败退 上一轮“国进民退”始于2003年末，时间刚好过了整整5年，这一轮的“国进民退”竟“规律”般地不期而至，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王均金的奥凯航空有限公司（Okay Airways Company Limited，简称“奥凯航空”）。富有戏剧性的是，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竟然会成为中国第一家停飞的民营航空公司。 2008年12月初，奥凯停飞，王均金当时的理由是“公司存有安全隐患”，而翌年2月复航时。事实上，真正困扰奥凯的却是资金问题，停航前的11个月，奥凯航空亏损了1个多亿。 但不是所有民航公司都像奥凯航空一样幸运，停航过后还能复航，东星航空有限公司（East Star Airlines Co., Ltd.， 简称“东星航空”）就栽了个跟头。 就在奥凯航空复航一个月后的3月15日，东星航空公司因无力还债被暂停运营，随即，武汉市政府组建专班处置东星航空停飞及重组的相关事宜。8月，武汉中院驳回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东星航空由此成为了国内首家破产的民航企业。 10月，王均金和几家民营股东一起卖掉了曾经参股的鹰联航空有限公司（United Eagle Airlines Co., Ltd.，简称“鹰联航空”）的所有股份，能够从鹰联航空全身而退，王均金说：“退出鹰联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之前入股也没有亏，现在鹰联有更好的选择，也希望他能更好。” 显然，王均金此时的心情较奥凯停飞时要释然了许多，这位民营航空界的代表人物曾经控股、参股的三家民营航空公司，如今只剩下了吉祥一家，一切似乎回到了5年前民资刚刚进入民航业的原点。 民航业的“民退”现象，固然有政府介入的因素，但如果不是民营资本自身出现经营问题，政府也难以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在煤炭领域，行政手段的威严出乎绝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 10月的最后一天，30多位温州煤老板在杭州的一个浙商论坛上集体现身，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对浙江煤炭投资者在山西总额达500亿元的民间资本给以援手。可是在当天的论坛上，受害一方的煤老板们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发言，惟一愿公开姓名的煤老板，最终也放弃了主办方为其安排的主题发言。 于是，曾在7月间赴山西调研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源与环境部首席律师吴族春开始为煤老板打抱不平，他说：“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单井产量都无法达到这个标准——这意味着他们投资的煤矿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 事情发生在2009年4月，“煤炭大省”山西以文号“晋政发[2009]10号”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史上力度最大的煤炭资源整合序幕。文件明确表示，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到2010年仅保留1000座；兼并重组后的煤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这意味着，山西规模空前的“煤矿国有化运动”，使以“温州炒煤团”为首、曾风光一时的浙江煤炭投资资本身陷前所未有的困境。吴族春在调研中还发现，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约500亿元，控制的煤炭资源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 浙江煤老板的“权益之争”由此而生，关乎其切身利益，甚至有人说“煤老板”将从此消亡。对于这些已为人熟知、行踪异常神秘的“温州煤老板”来说，这是他们首次集体公开亮相，但也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亮相。 国资挺进 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叫停的时候，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发生在钢铁领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 2009年上半年，产能过剩的钢铁业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继续快速增产，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5月份下发了《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提出对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的钢铁企业，要商请商业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 6月11日，距“限产令”出台仅一个月，日照钢铁年初新上的项目就被环保部紧急叫停，另外，山东省政府紧紧控制日钢在山东多家银行的信贷业务，这让日钢的创始人杜双华很难办，“如果银行停止贷款或开始收贷，日钢的资金链就会断裂，连工资也发不出来。” 杜双华也曾极力反对，但面临生存压力的日钢仍难逃被国企兼并的命运。9月6日，山钢与日钢正式签订重组协议，山钢占67%的股权，日钢占33%的股权，日钢由民企成为国企山钢旗下一个子公司，杜双华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而且身份也从日钢的创始人变成了一名小股东。 4万亿投资启动，天量信贷出账，摇身变成国企的存款，成就了不少央企“地王”。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价值19.6亿元。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9月8日，保利地产以总价15.92亿元拿下“南京地王”。这是今年保利地产继拿下“重庆地王”、“成都地王”、“苏州地王”、“长春地王”后拿下的又一个“地王”。这比地产大佬潘石屹的心理价位多报了4亿元，他有些不服，说这些人根本就不算账。 这些动辄巨资的项目，大多被国有企业所猎获。 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集团公司收编；东星航空和深航去向未定，但身为国企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Air China Limited，简称“国航”）和中国航空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Holding Company，简称“中航集团”）高层都表明了意向；山西引退的小煤矿，按区域分别由中煤集团、阳煤集团等国企整合。在众多的兼并重组的案例中，几乎都能看到行政手段的影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或多或少留有遗憾。 远未结束 与发生在商业界的这轮“国进民退”相呼应的是，官方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几年前就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如今他又在向社会各界警示：全国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已经出现“国进民退”现象。 黄孟复批评一些地方急于整合兼并企业的做法，“为了推进兼并，一些地方政府还使用一些手段，比如，派工作组检查，搁置项目不批等等，这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与之针锋相对，国资委掌门人李荣融回应道：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因为国企、民企都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而不是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在李荣融看来，“民营经济还会做大做强，但客观地讲，它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中间会有些矛盾。” 问题是，在这个所谓的民企成长过程中，究竟还会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认为，国企和民企互相兼并，在市场经济下是正常的现象，2010年还会延续2009年的态势，就是在部分行业会出现区域性和局部性的“国进民退”现象。 国家发改委的专家也表示，2010年还要继续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不可避免会出现大企业兼并小企业的情况，而大企业多数国企，客观上会促进“国进民退”。 在一些人士看来，从1997年至2003年的趋势是“国退民进”，国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而2003年以后，又回到了“国进民退”，国企要控制国家战略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 早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理想”的格局：民企在产业下游的完全竞争领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大型国企则全盘控制上游的若干垄断性行业，如此“泾渭分明”。 不过，2010年与2004年又有所不同，2004年是治理经济过热、踩刹车的年头，而2010年是经济企稳复苏和不断巩固的一年。保育钧表示，民间投资是帮助我国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四万亿内生性动力不足，需要民间投资接续，2010年中央和地方都会更加重视民间投资的。
民航界动荡了整整一年，奥凯航空停飞之后，东星航空破产，“王均金”们卖光鹰联的股份，直到临近岁末的深航“迷途”，随着民资的惨败退出，又仿佛回到了5年前，那时的民航业，是清一色的国企。
从民航到钢铁、从煤炭到地产，“国进民退”的烙印牢牢地打在了垄断性行业上，2009年是继1997年和2004年之后又一个“崩溃之年”，昂首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又一次遭到清洗，这其中有上面提到的民营航空公司，有国内第二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日照钢铁公司，还有全国成千上万的民营钢企，以及从山西退出的温州煤老板。
这一切，还远未结束。接下来的2010年，央企整合、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相对弱势的中小民营企业或许会更多地成为“牺牲品”。
1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接二连三的国进民退现象予以了承认，但他却对总量进行了否认：国进民退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不符，如在2004年、2008年两个普查年度，国企比重在下降，民企却在上升。
上一轮“国进民退”始于2003年末，时间刚好过了整整5年，这一轮的“国进民退”竟“规律”般地不期而至，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王均金的奥凯航空有限公司（Okay Airways Company Limited，简称“奥凯航空”）。富有戏剧性的是，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竟然会成为中国第一家停飞的民营航空公司。
2008年12月初，奥凯停飞，王均金当时的理由是“公司存有安全隐患”，而翌年2月复航时。事实上，真正困扰奥凯的却是资金问题，停航前的11个月，奥凯航空亏损了1个多亿。
但不是所有民航公司都像奥凯航空一样幸运，停航过后还能复航，东星航空有限公司（East Star Airlines Co., Ltd.， 简称“东星航空”）就栽了个跟头。
就在奥凯航空复航一个月后的3月15日，东星航空公司因无力还债被暂停运营，随即，武汉市政府组建专班处置东星航空停飞及重组的相关事宜。8月，武汉中院驳回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东星航空由此成为了国内首家破产的民航企业。
10月，王均金和几家民营股东一起卖掉了曾经参股的鹰联航空有限公司（United Eagle Airlines Co., Ltd.，简称“鹰联航空”）的所有股份，能够从鹰联航空全身而退，王均金说：“退出鹰联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之前入股也没有亏，现在鹰联有更好的选择，也希望他能更好。”
显然，王均金此时的心情较奥凯停飞时要释然了许多，这位民营航空界的代表人物曾经控股、参股的三家民营航空公司，如今只剩下了吉祥一家，一切似乎回到了5年前民资刚刚进入民航业的原点。
民航业的“民退”现象，固然有政府介入的因素，但如果不是民营资本自身出现经营问题，政府也难以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在煤炭领域，行政手段的威严出乎绝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
10月的最后一天，30多位温州煤老板在杭州的一个浙商论坛上集体现身，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对浙江煤炭投资者在山西总额达500亿元的民间资本给以援手。可是在当天的论坛上，受害一方的煤老板们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发言，惟一愿公开姓名的煤老板，最终也放弃了主办方为其安排的主题发言。
于是，曾在7月间赴山西调研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源与环境部首席律师吴族春开始为煤老板打抱不平，他说：“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单井产量都无法达到这个标准——这意味着他们投资的煤矿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
事情发生在2009年4月，“煤炭大省”山西以文号“晋政发[2009]10号”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史上力度最大的煤炭资源整合序幕。文件明确表示，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到2010年仅保留1000座；兼并重组后的煤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这意味着，山西规模空前的“煤矿国有化运动”，使以“温州炒煤团”为首、曾风光一时的浙江煤炭投资资本身陷前所未有的困境。吴族春在调研中还发现，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约500亿元，控制的煤炭资源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
浙江煤老板的“权益之争”由此而生，关乎其切身利益，甚至有人说“煤老板”将从此消亡。对于这些已为人熟知、行踪异常神秘的“温州煤老板”来说，这是他们首次集体公开亮相，但也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亮相。
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叫停的时候，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发生在钢铁领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
2009年上半年，产能过剩的钢铁业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继续快速增产，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5月份下发了《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提出对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的钢铁企业，要商请商业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
6月11日，距“限产令”出台仅一个月，日照钢铁年初新上的项目就被环保部紧急叫停，另外，山东省政府紧紧控制日钢在山东多家银行的信贷业务，这让日钢的创始人杜双华很难办，“如果银行停止贷款或开始收贷，日钢的资金链就会断裂，连工资也发不出来。”
杜双华也曾极力反对，但面临生存压力的日钢仍难逃被国企兼并的命运。9月6日，山钢与日钢正式签订重组协议，山钢占67%的股权，日钢占33%的股权，日钢由民企成为国企山钢旗下一个子公司，杜双华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而且身份也从日钢的创始人变成了一名小股东。
4万亿投资启动，天量信贷出账，摇身变成国企的存款，成就了不少央企“地王”。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价值19.6亿元。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9月8日，保利地产以总价15.92亿元拿下“南京地王”。这是今年保利地产继拿下“重庆地王”、“成都地王”、“苏州地王”、“长春地王”后拿下的又一个“地王”。这比地产大佬潘石屹的心理价位多报了4亿元，他有些不服，说这些人根本就不算账。
这些动辄巨资的项目，大多被国有企业所猎获。
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集团公司收编；东星航空和深航去向未定，但身为国企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Air China Limited，简称“国航”）和中国航空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Holding Company，简称“中航集团”）高层都表明了意向；山西引退的小煤矿，按区域分别由中煤集团、阳煤集团等国企整合。在众多的兼并重组的案例中，几乎都能看到行政手段的影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或多或少留有遗憾。
与发生在商业界的这轮“国进民退”相呼应的是，官方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几年前就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如今他又在向社会各界警示：全国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已经出现“国进民退”现象。
黄孟复批评一些地方急于整合兼并企业的做法，“为了推进兼并，一些地方政府还使用一些手段，比如，派工作组检查，搁置项目不批等等，这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与之针锋相对，国资委掌门人李荣融回应道：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因为国企、民企都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而不是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在李荣融看来，“民营经济还会做大做强，但客观地讲，它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中间会有些矛盾。”
问题是，在这个所谓的民企成长过程中，究竟还会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认为，国企和民企互相兼并，在市场经济下是正常的现象，2010年还会延续2009年的态势，就是在部分行业会出现区域性和局部性的“国进民退”现象。
国家发改委的专家也表示，2010年还要继续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不可避免会出现大企业兼并小企业的情况，而大企业多数国企，客观上会促进“国进民退”。
在一些人士看来，从1997年至2003年的趋势是“国退民进”，国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而2003年以后，又回到了“国进民退”，国企要控制国家战略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
早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理想”的格局：民企在产业下游的完全竞争领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大型国企则全盘控制上游的若干垄断性行业，如此“泾渭分明”。
不过，2010年与2004年又有所不同，2004年是治理经济过热、踩刹车的年头，而2010年是经济企稳复苏和不断巩固的一年。保育钧表示，民间投资是帮助我国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四万亿内生性动力不足，需要民间投资接续，2010年中央和地方都会更加重视民间投资的。
